雕塑和景观设计在概念上的直观联系始于一位日裔美国人，这位仁兄名叫野口勇，在他之前，尽管雕塑也发挥着装饰园林与建筑、改变空间环境的作用，但并没有一种核心的理论为这二者之间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哪怕是在雕塑家地位相对较高的西方，大多数艺术家也很少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在观念没有进步之前大家都在忙着精进手艺，而不是做思想文化工作，说到底传统艺术终究是个手艺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雕塑设计与景观设计有什么渊源？
那么让我们说回野口勇这位老哥，为什么雕塑与景观设计会在他这里联系在一起呢？我想这种结合与他身上的另一大标签在实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所谓的“东方与西方之间”，野口勇是美日混血，但他既不属于日本——他的父亲并不认这个儿子，也不属于美国——二战时美国人把他监禁在日本集中营，然而集中营里的日本人又认为他是美国来的间谍，他游走于二者之间，他做木工学徒，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又中途退学，跟随罗马尼亚雕塑大师布朗库西学习雕塑，也跟随齐白石学习中国画和园林设计，他还回到了日本学习日本禅宗庭院的思想风格。
的确，野口勇多元的学习背景让他有了结合各方知识的契机和基础，但真正发挥价值的是如同整个20世纪所有艺术大师和艺术运动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身份焦虑与文化认同。
我们又要重复一个陈年老话题了，整个二十世纪正如晚晴大臣李鸿章所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无论是形容科技还是战争还是文化还是政治等等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哪怕人类世界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相较于之前的世界也不过是从1到1.5的程度，但十九到二十世纪却是从0到1的进步，有和没有之间存在的本质差距，在此之前的普通人从未能接收来自如此遥远的地界的信息，也从未有人想象过会有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尽管在印度神话又或者是阿兹特克神话中，世界已经被毁灭过几次了。
于是野口勇给自己身份定位是“在混乱中找到秩序，在重建中找到奇迹，在孤独中找到归属。”，他认为自己不是什么东方或者西方，而是艺术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中只要有他自己一个人就够了，普丽西拉谈野口勇时说，“然后离开她们。有几次我说，‘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就算了。有时候很煎熬，很头疼。我能看到另一个女人什么时候进入他的生活。他哄骗她们，她们变得具有占有欲。我没有占有欲，也不粘人，即使这样也很难，因为我没有结婚。他喜欢结了婚的女人，因为不可能有所承诺。他必须是自由的。他需要空间。我理解这一点，这也是我能够持续这么久的原因。”
那么营造出野口勇把雕塑和景观设计这一伟大壮举的，是他的自我放逐与孤独吗？我不认为是，否则那些喜欢去西藏“净化心灵”的文艺青年现在个个都是金庸笔下鸠摩智式的佛法大师了，再不济也是个金轮法王，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更根源的地方去寻找，那么这一问题此前已经有了答案，正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的一切经历都是这个大变局的一部分，是时代洪流中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宏大叙事，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些艺术大师的生平经历，他们的艺术思想，是因为这些内容可以给予我们以启示，可以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更加通畅，但只有微小叙事是不可能得到什么有效的结论的，但个体于宏大叙事中的体验却拥有被学习的价值，因为这是普世性的经验，总结过去，推陈出新，这才是我们学习、阅读艺术史之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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